感受政协大家庭的温暖

我在1978年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；1985年第六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上又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常委，之后又连任七、八两届常委。这些年我虽然做过几次手术，但觉得精神特别舒畅，健康情况也很好。我默默地立下誓言，要竭尽一切力量，为和平统一祖国，为改革开放做一些有益的事情。

邓大姐在担任六届全国政协主席期间，我比过去有更多的机会在各种会议上见到她。有时她让秘书通知我，会后留下来同我谈话。邓大姐每次见到我都要关切地询问我的生活、工作情况。

1982年7月30日，邓大姐请秘书送来一本1982年7月号的《中国妇女》，翻开看时，第一篇文章《战友情深》，是描述周总理和邓大姐共同生活片断的。我一口气读下去，这两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、新中国的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，宽阔胸怀和患难与共、心心相印的真挚爱情，深深地感动着我，使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。十年动乱中我被红卫兵打伤了手，一直未能再绘画，但这时我却决定拿起笔做一幅画，送给邓大姐。这幅画上面画着海棠花、芍药花和红叶。这原本是1954年春末周总理在日内瓦开会时，总理和邓大姐互相赠送的花和红叶。我把它们画出来，以表达我对这一对革命伴侣之间革命深情的赞颂。我请了书法家黄苗子在画上提诗：：“芍药丹心枫叶红，海棠如火共春融，此花此叶情无限，溶入亿人心坎中。”（这幅画后来被收藏在中南海。）

以后，为落实住房政策，我曾写信给邓大姐。她立即批示有关部门办理。随后，邓大姐在几次会议中间都关切地问我，“房子落实了没有？”这使我深感不安。她那么大年纪，工作很忙，身体又不很好，我为个人事给她增添麻烦很过意不去。我说：“邓大姐，您不要操心了，您工作这么忙，还这样关心我。”最后还是在邓大姐的关心下，落实了政策，我把这所房子献给了全国政协。

1985年春，我接受李汉魂夫人邀请，去美国作私人访问。邓大姐知道后，派车来接我到中南海去，因司机找不到我的住处，足足转了一个多钟头。邓大姐和摄影师在花园里等了我很久。我到了以后，她立刻和我合照了两张相，又畅谈了一个多小时。临走时她送了我一些东西，又托我带礼物给吴菊芳女士。在美国，我接触到各方面的人士，并和在台湾的一些上层人士和在其他国家的亲友、故旧通了信息。我回国时，吴菊芳请我带回礼给邓大姐。

1988年9月2日，农工民主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黄琪翔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，邓颖超出席。会前，邓大姐送了一个大花篮，这花篮据说是她事先亲自看过的。会后，她和我热烈拥抱，又亲自接见了黄琪翔海内外的亲属，跟大家合影留念。